荣辱观是人的精神和道德层面自我约束的准则，譬如我们平常说的：“不可随地吐痰”，“不可随地大小便”等等。我们所知道的犹太民族是个坚韧智慧的民族，且异常团结，他们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过着没有祖国的流浪生活，他们所凭借的就是共同的宗教习俗和道德规范，而这道德规范就是“摩西十戒”。摩西是西伯莱民族最早的领袖，据说和上帝有约定，因此保全了这个民族的生存权。“摩西十戒”很简单，前四戒都是有关敬奉耶和华的，其余各戒可以说都涉指荣辱。譬如说：“不可奸淫，男子不可与有夫之妇通奸，女子不可与有妇之夫通奸；不可偷盗；不可贪婪，不可图谋邻人的房舍.仆佣.牛和其他属于邻人的一切财物”。荣辱观看似无足轻重，却始终是人在社会上立足取舍之道。我们的老祖宗也是很重视荣辱的，甚至把它放在生命之上。

子路是孔子最亲近的弟子，做过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孔悝参与推翻卫国国君的政变，子路却以“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态度力图阻止这场政变，在激战中，子路冠下的丝缨被击断，他说：“君子死而冠不免”，从容结缨正冠，被剁成肉酱。孔子得到子路被杀的消息，伤心欲绝道：“由死了，老天断了我传道的路”，在屋子中间痛哭长久。孔子的弟子中，只有颜回和子路的死令他这么伤心，颜回死的时候，孔子哭道：“天要我的命！天要我的命！”

按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子路死得有些迂腐：为了端正帽子不使它掉下来，竟然可以不顾性命。可是在孔子的弟子里面，子路是最爽直而不拘成法的，经常挨孔子的训斥。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卫君想请您替他管理政务，您打算先做什么？”孔子说：“先正名分啊”。子路说：“老师，您真迂腐，名分有什么好正的？”孔子很不高兴的斥道：“子路，你真粗浅啊！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教化不兴,教化不兴则刑罚不当,刑罚不当则老百姓不知所措。所以要先正名分”。由此可以看出，子路很实在，并不迂腐，可是他为了端正帽子宁可被砍死，显示了他在精神层面上的执著，尤其是事关荣辱的道德底线。

中国人的传统精神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通过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规范延续下来的。子路的行为，就是在他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道德习惯。我们现在经常宣传英雄人物在生死一瞬间的一闪念，这个一闪念可以象意识流小说那样跨越许多时空，其实这是不真实的。生死一瞬间的抉择或者反应，只能是子路那样的近乎本能的道德习惯的驱使。

人生的问题，多不胜举，当然以生死为最，所以，能够从容面对死亡的人，的确难能可贵。诸葛孔明曾为《梁父吟》：
步出齐城门，遥望汤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旧疆顾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诸葛孔明说的就是齐相晏平仲用两个桃子杀了三个骄傲自负、不可一世的勇士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本意固然是称赞晏子如何以他的智慧来战胜勇武，而同时也使我们看到，古人是如何看待荣辱的。

晏子能够完成用两个桃子杀死三个勇士的计谋，是他利用了三个勇士骄傲自负的个性和依附于这种个性上面的荣辱观。可是每当我重温这个故事的时候总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惋惜，我惋惜的是这样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却被一种愚钝的外表遮盖了。当我们津津于晏子的智慧时，可能已经谋杀了一种有价值的人格，而由此也培养了一种世俗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就是“成王败寇”，——以成败论英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韩信和项羽的故事。

韩信未成名的时候，曾受“胯下之辱”，其行为可以说比懦夫还逊色；可是当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后，他的怯懦行为反而成了他绝世智谋的招牌。千百年来，有几个人质疑过韩信的人格价值呢？

项羽则是另外一个形象，他兵败垓下，突围到乌江边上，原本是可以渡江逃生的，可他说：“我从江东出发的时候，带了子弟兵八千，现在兵败，一个都没有生还，我有什么面目去见江东父老？！”遂自杀。

关于这方面的评价，诗人阮籍的说法很有意思，《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话说得有些含糊，但大致可以说他指的是刘邦、项羽、韩信之流。在阮籍眼里，韩信虽然成名，却依然是个曾经钻人裤裆的懦夫；刘邦则近乎无赖，根本没有道德准则；而项羽更象一个不成熟的孩子，更遑论英雄二字了。阮籍没有以成败论英雄，但也没有不以成败论英雄。这也是中国文人的一个普遍的人格特点，以为把什么事都看破了，却不做明确的结论。但也并不是没有例外，同是“竹林七贤”的嵇康就和阮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司马昭为了壮大自己的权威，曾先后笼络过阮籍和嵇康，阮籍借酒装醉，塘塞过去；嵇康却写了一封绝交信给了推荐他做官的朋友山涛，信里还夹杂了许多对司马氏指桑骂槐的话，后来司马昭果然找借口把嵇康杀了。阮籍和嵇康都曾拜访过当时有名的隐士孙登，孙登与阮籍很不对胃口，问：如果你走在一条道上，前面有虎豹豺狼当道，你怎么办？阮籍问：只有一条道吗？孙登说：没有第二条道。阮籍说：那我只有踵哭而返了。
轮到嵇康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倘若只有一条道，那么，我将傲视天命。孙登叹道：“君才高识寡，难免于今之世矣！”嵇康死后，阮籍迫于形势，不得已为司马昭写了《劝进表》，不久也郁郁而亡。虽然后人因为阮籍的诗文才华没有计较他的行为，但忍辱求生毕竟有损于人格。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忍辱求生的行为都是缺乏人格价值的，因为死并不是分量最重的选择，超越死亡也不是最困难的选择。历史上著名的司马迁受辱而发愤著书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汉“天汉”二年，武帝派自己原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这事报到汉武帝那里，当然被看作奇耻大辱，武帝下令要灭李陵全家。这个时候司马迁不合时宜的出来为李陵说情 ，触怒了武帝，被下狱定罪，按罪当施宫刑。

在司马迁看来，宫刑是最大的耻辱，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腐刑就是宫刑）按照这个观点，司马迁宁可自杀也不可以接受宫刑的，但是他最后忍下了这个比死都难受的刑罚，为什么？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司马迁认为重于泰山的事就是他一定要完成的被我们后来的中国人视作不朽的《史记》。

后人可以假设，如果司马迁没有留下《史记》那样伟大的历史著作，那么他的忍辱求生就变成了一种一文不值的借口。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是因《史记》而伟大；但反过来看，如果没有司马迁那种超越生死的荣辱观，是不可能完成《史记》的。——只有具有这样精神耐力的人，才能将创造力发挥到极至，完成平常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我们从历史人物的身上看到，荣辱观的确立，随道德教化，随生活习性与生相伴，在安身立命、生死抉择之际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人类社会的约束，最早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伦理道德规范的。中国的政治，习惯上是“人治”多于“法治”，这源于西汉武帝时开始的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成了维护中国封建社会稳定的主要精神支柱。“五四”以后，随着儒家文化受到批判，伦理道德的传统作用也随之破碎、断裂。1949年至文革结束，我们的精神主要被“革命”和 “斗争”的政治理念和口号所填充，伦理和道德的建设也被一个个先进人物的事迹所取代。当邓小平批评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思想建设是“一手硬，一手软”的时候，他所担心的是在物质建设高速发展的时候，精神信仰却失落了。

邓小平的批评和担心不无道理，但是他来不及给我们一个解决之道，所以他告诉我们的还是一个粗糙的表面现象，并非一个明晰的本质内涵。精神信仰的失落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而我们历来的解决之道就是推出先进人物和做先进人物事迹的报告，我们把这种工作称为“思想政治工作”，把落实这种工作的具体方式称为“政治思想工作”。可是，令我们困惑的是，雷锋牺牲至今已四十多个年头，雷锋的纪念年年举行，后来的先进人物层出不穷，报告会也不计其数，可社会的道德水准和风气并未改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雷锋和先进人物代表的是个人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受环境所限，无法成为指导整个社会生活的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当我们把伦理、道德规范的建设搁置一边，把宣传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的政治思想工作当作精神建设的主要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实际意义就日益虚化，它的正面作用就逐渐退化成盲肠一样的累赘。

从这个意义上看，胡锦涛所提出的“八荣、八耻”观就有破茧脱困的作用；虽然它不能概括伦理道德的普遍范围，但它给我们开了一个好的头。只是我们 要把伦理道德的建设看作一项艰巨的综合工程而不是一次应景的政治的任务。许多年来，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这中间的最大原因就是把政治思想工作当作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手段或者把它等同于精神文明建设。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精神世界极大多数时间是为其生活所填充的，那么，可以想见，除了极少数的职业政治家外，有多少人的精神是和政治有密切关系的？这里的误区显然是政治至上的习惯思维遮蔽了我们的认知，使我们把真正与生活不离须臾的伦理道德的作用忽略了。

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说：“应该不是由于害怕，而是由于义务，不做有罪的事”。这句话点出了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的不同作用，现在有许多违法犯罪的事情，起因不是当事人漠视法律而是没有伦理道德修养。譬如公交车的女售票员因口角掐死一个女学生的事情。又譬如，某市的警察因另外一个市的警察抢了他的车道，恼羞成怒，唆使人把这个警察打死了。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可以说都和政治没有关系，或是为了争口气，或是为了争一个面子。如果我们的民众都有一定的道德修养，那么以上的事件几乎不会发生。

荣辱观只是伦理道德修养中的一个基本的层面，可它已经可以使人做出超越生死的抉择，可以想见，伦理道德的作用是如何巨大。我们现在所遇的最大困惑是，所有精神层面的建设，不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入手而是仍然从一时一地的个人榜样入手，使得原本可以成为普遍教化作用的精神规范被隔离在一种只有短期目的政治任务之外。原来的误区是：我们在斩断了旧的伦理道德传统之后把整个伦理道德的功效都抛弃了；现在继续迷误的是：眼见得政治思想工作已经日益成为空洞的说教形式，还是没有反思得失，继续精神浪费的轨迹。

在当下我们的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情形下，社会的各种问题都突现出来，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建立完善与之适应的法制上面，可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道德伦理建设）却仍然被我们忽视。我不相信一个没有道德感、荣辱观的社会会有健康持久的发展。希望从此开始有一个切实理性的计划，对传统的伦理道德做一个梳理筛选，取精华，去糟粕，把伦理道德的综合工程建立起来。同时，再也不要把精神建设的工作与政治绑在一起，使它成了一项徒有形式的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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